1974年初，中国海军在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击沉击伤敌四艘巡逻艇的战绩，但也暴露出若干的问题。于是在1975年的军备发展会议上，军方强烈要求三机部(现航空工业总公司)研制一种中程轰炸机以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空军指出亚音速的轰-5、轰-6速度太慢，无法适应现代高强度作战的要求，而超音速的强-5航程又太短(1，500千米)，而且载弹量少(2000公斤)。国防科工委根据海空军的要求确定关于新型飞机的战术技术要求，除了作战使用的武器和配备不同外，飞机的技术性能基本一致。国防科工委据此要求三机部用一个机型，装备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1976年6月，三机部召集所属设计人员云集北
京，要求各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各自设计方案。沈阳飞机制造厂和南昌飞机制造厂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起先，三机部倾向沈阳提出的歼轰-8方案，该方案计划在歼-8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强调对地攻击能力的轻型歼击轰炸机。沈飞的技术人员参照MIG-23MC的机头设计，改歼-8机头进气为两侧进气配置，用两具增大推力的发动机，在牺牲升限和速度的前提下(由20000米、M2.0下降到1500米和M1.75)，增大载弹量(由2200公斤到4500公斤)，同时飞机的航程也提升至3000千米以上。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世界航空界非常流行可变翼技术的应用开发，这股潮流对中国航空业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强-6的研发初期，部份科研人员建议在吸取米格-27的精华，和从越南战争获得的F-111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下一代歼轰机。其实从60年代末开始，中国唯一具有攻击机制造经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在强-5总设计师坚持下，吸收部份米格-23的设计经验，设计了一种单发双座超音速强击机，作为强5和歼6的共同后续机强-6。强-6采用悬臂式高可变翼设计，机腹进气，装一具最大后推力为12，200公斤的涡扇-9涡扇发动机。从外形来看，强-6就像是F-16和MIG-23的混合体。但计划采用的涡扇-9发动机出现了严重的技术瓶颈，此时控制可变翼的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小型计算机也无法按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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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第一造“飞豹”
为了拥有中国的歼击轰炸机，西飞的设计人员广泛借鉴国内的先进经验及教训，优中选优的在4种不同形式的气动布局方案中，确定第4种方案为基本方案，大面积拉开了FBC-1飞机设计的序幕。
在FBC-1飞机方案选型时，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带领科技人员冒着松潘、平武大地震的危险，坚持在四川安县风洞做实验。在FBC-1飞机打样设计最紧张的时期，科研人员和全所职工渡过了难以数计的不眠之夜。谁都明白倘若将飞机的设计缺陷带到实验阶段甚至试飞阶段再去暴露，那就不仅仅是修改设计的问题，其所造成的损失比设计阶段要高出二十到二百倍！因此，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在整个飞机的设计过程中，不断强化设计人员的质量意识，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精心设计，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飞机设计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办法，对主、辅机单位的设计研制质量实行闭环性控制；建立质量信息网；坚持月、季、年的质量分析会制度。
在FBC-1飞机的设计中，飞机的设计质量和重量控制是关键问题。在打样设计结束时，全机超重398．8千克。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下大力气从飞机强度、高度、材料、工艺多方面考虑，对飞机的气动、操纵稳定和重心位置进行综合分析，做到局部与全局的平衡。由于采取的措施得力，在详细设计阶段结束时，不但把操纵的部分减了下来，还比设计指标轻了18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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