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央局决定撤围大同，放弃张家口，这时北线的形势已是相当被动，但有些同志还不愿从平绥线东段撤出。我当时虽然看到平绥线军事形势不利，但对久围大同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得不够。从张家口撤退后，主力转到南面，在保定南北连打几仗，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反击行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有保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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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没有大量歼敌。从内战爆发以来，晋察冀军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共歼灭了敌军8万余人，堪称战果辉煌。但没有整师、整军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没有打出有较大影响的胜仗。罗瑞卿后来在政治工作会议中，用“胜利不足”4个字来概括当时的战局，我认为是恰当的。
军区的同志都在考虑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认为必须打出去，争取主动。为了争取主动，3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在聂荣臻的主持下，根据中央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军委一段时间来对我区作战的多次指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检查了军事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土改和生产问题，研究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力争战局的根本转变。会议认真总结了内战爆发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我在会上谈了前面说的几个观点，并与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军事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主要是中央局）对全面内战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下军队复员过多（全军20万人，只保留10万），临战前动员太迟太慢（主要是兵员征集）。胜利不足的直接原因是运动战的思想不够，不敢大踏步进退和集中兵力，根本原因是怕丧失土地。从张家口撤退时虽有觉悟，但这种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
会议明确了今后军事斗争的方针，是坚决执行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指示，大踏步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战线出击，调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会议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从整个战局着眼，通盘筹划，不被眼前敌人的局部行动所左右。同时要发动群众，对地方军、民兵进行游击战的领导和训练，以便更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军队和地方的同志也交换了意见，加强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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