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到了上学的时候,那些领导们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了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受到的种种歧视。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么叫成分。有一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才说:“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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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家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党的指示,父亲作为可改造好的“资本家”代表“带头”加入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同时父亲为党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团结了一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商业者。
三年困难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父亲每天晚上在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天晚上我们都和爸爸妈妈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国际歌》,当唱到“要为真理而斗争……因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我看到父亲眼里闪着泪花,还充满深情地打拍子当指挥。当时我想,一个资本家唱起《国际歌》怎么这么动情。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国家公安部决定派父亲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公开身份隐蔽潜伏下来,执行一项更艰巨、更危险、更重要的任务。
1963年,公安部派父亲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公开身份为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有一天,接到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还有皇甫书信、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才知赵伯伯也曾在洛阳搞地下工作,而且与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绍入党。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他们互不认识。赵伯伯关切地问我爸爸级别与有关待遇问题,说道:33年入团,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级别太低。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交给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特为父亲提升二级,定为12级。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负责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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