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生死场上，中国妇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识的同胞。如1937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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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日军下令关闭南京所有的难民收容所，裁撤国际安全区，强迫所有的难民都必须回到自己家中，接受日伪政权的管辖，并虚伪地宣称保证难民安全。但是许多难民回到家后，仍遭到日军的抢劫、强奸甚至惨杀，妇女们又纷纷仓皇逃回金女大。魏特琳听到她们的哭诉后，“心为她们痛楚”。
“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为了救助这些妇女，她不顾日军命令，毅然决定让那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继续留在金女大，直到1938年的5月底，国际安全区早已裁撤，其他难民收容所也都关闭，金女大仍然收留有数百名妇女。一方面为了有理由能够继续保护妇女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妇女，魏特琳在3月份创办了22个难民班（10个高中班，5个小班，7个扫盲班），5月又创立了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手艺。9月，又为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收有170多人。
早在日军屠城继续中，魏特琳就已想到未来的战争康复工作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魏特琳经常耐心地听那些逃来金女大的妇女讲她们悲惨的故事，尽管她很无奈，但让那些家破人亡的妇女能够倾诉，也是一种心理救助。同时，魏特琳需要了解侵略者更多罪行，唤醒人们的良知。在她日记中，记录了许多难民所妇女讲述的悲惨故事，有时还亲去调查，如“11点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她诉诸人类的良知，也首先寄希望于各国的妇女来制止战争，包括日本妇女。她说：“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魏特琳为妇女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为那些失去亲人妇女寻找丈夫和儿子向日伪当局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唯一支柱被带走了……”到1938年的3月22日，魏特琳递交了一份有1105名亲人下落不明的妇女签字的寻找和释放关押亲人的请愿书。尽管她知道这样会招致日方对她更深的敌意，但她说：“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
魏特琳深知战争对女性的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令人发指的性暴力，还有造成大批战争寡妇和孤儿，她们还必须承担起为一家人谋生计的重担。对她们的最重要的救助，就是帮助其学会一定的谋生手段尽快自立。一方面魏特琳和她的中国同事们辛辛苦苦填写各种表格，以便为最贫困的难民申请国际的救济款，同时还为一些妇女申请小额贷款，以便帮助她们自立，开始新的生活。
